本文含劇情關鍵內容，請斟酌閱讀。
閱讀《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是有趣的體驗。作者背筋在開篇便提出殷切的請求：「敬請有相關消息的人與我聯絡」，表明這是一樁仍在擴散，有待補完的事件。這句話既先入為主的暗示了事件紀實的成分，也是讓讀者無法置身事外的邀請。
小說中的「近畿某處」，不能被現代行政區劃準確標示。若以山為中心，將幾個靈異景點標上圖釘，手指沿著那些地點比劃，能圈出一個圓形，它是跨越縣市分界，被死亡、傳聞、開發與探險反覆加工而成的場所。這個圓是地圖上的範圍，也像是地理與心理上的結界，分散的事件彼此牽引，逐漸形成了怪談場域。
人們既害怕，又忍不住追查；想遠離，卻反覆確認怪異之事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的靠近與談論，使那片土地或依附其上的怪談，不斷重新獲得異質的力量。
紀錄與資料碎片所打造的陷阱
小說中的謎團，透過雜誌記事、訪談逐字稿、網路情報與讀者投書交錯鋪展。夾在這些「文件」之間，敘事者自己的聲音則收在題為「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的章節裡，並依序標號推進。乍看之下，這是整理資料、追查真相的方式；然而翻開目錄便會發現，原本整齊的「1、2、3⋯⋯」，到了「4」卻停住了，同樣的標號一再出現。
每一個「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4」都帶來新的碎片，從前面章節獲得的訊息也悄悄被改寫。隨著真相的輪廓逐漸清晰，敘事者究竟是誰，或許從一開始就被藏在敘事結構裡；而說故事的目標、解謎的終點，也在身分被揭露之後水到渠成。但多少令人不安的是，當讀者跟著文件整理線索，試圖理解近畿某處「究竟發生了什麼」時，閱讀本身促成了最終極的參與。
人的好奇心是怪談的燃料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讓我想起電影《咒》。兩者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把「接收者」拉進了恐怖的運作之中，使恐懼成為傳播的動力來源。《咒》讓觀眾記住咒語、觀看符號，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分擔詛咒；《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則讓讀者閱讀文件，組織線索，當我們以為自己只是理解故事、追查真相時，其實也已經步入禁忌之地，進入了某種儀式之中，成為故事得以成立的一部分。
應該可以這麼說，兩部作品都仰賴「咒語的語言性」。《咒》的「火佛修一，心薩嘸哞」，以及《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中那些用五十音拼湊而成、不具明確意義的語句，聽起來像語言，卻又無法循約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來解讀或翻譯，因為它的目標並非「理解」，而是「傳誦」。
「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章節末尾一再宣告事情「到此結束」，也可以被視為另一種咒語般的反覆。表面上是在替事件劃下句點，下一次卻又重新開始，於是「結束」反而變成新的召喚，激起讀者更多好奇心。
怪談需要被轉述，也需要有人不斷試圖解釋它。越多人想知道真相，事件就越不可能真正完結；人一旦跟著念出咒語，就不僅僅是接收訊息，而是在行動上參與了它不可逆的傳染。
不管是神祕雜誌、網路留言、創業同好會、邪教團體，還是闖入靈異景點的人，幾乎都以為自己在追求某種東西：真相、刺激、救贖、信仰，或成名三分鐘博取流量的英勇故事。熱情成了怪談延續的能量。地方傳聞被雜誌別冊記錄下來，網路留言讓零碎情報在現代繼續流轉，創業同好會與教團則把欲望包裝成新的儀式。人們因為好奇而靠近，最後，怪談藉著言傳延續記憶，也使禁忌獲得新的生命。
從「勝」到「麻悉羅大人」：如何製造怪談
怪談以不同的形式向外擴散，那麼，怪談的起點又在哪裡？循著線索一路推敲，讀者終於從地方耆老口中聽見一則淒慘的傳說：名為「勝」的男子，似乎正是麻悉羅大人的源頭。然而，怪談不是超自然力量憑空而生，更像是社群內部早已存在的排除與暴力所催生。
勝並非一開始就是怪物。勝的身材高大、不善表達，長期照顧母親，也因此較少參與村落活動；到了適婚年齡仍沒有對象，對於村中男女之間帶有求愛暗示的「柿子問答」，也似乎無法正確理解。這些特質使他逐漸被視為「不太一樣的人」，而在封閉的村落裡，「不一樣」不是件好事。
勝的恐怖並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在於村落如何看待他。當一個人不符合社群對所謂「正常」社交關係的期待時，他的笨拙與孤立都變得很可疑。鶴立雞群的身材是威脅，不擅言詞很陰沉，求愛失敗則成了笑柄。
當暴力事件發生，這種集體目光便找到了出口。村落需要一個可以承擔恐懼與罪惡的人，而勝正是最容易被指認、也最難為自己辯解的人。他被指責、毆打，最後又在那塊據傳與事件有關的詭異黑色大石前死去。死後，他甚至無法被安葬在村內，只能被送往村外的森林。他被推上祭壇，成了社群維持秩序所需的「替罪羊」。
也許麻悉羅大人的開端，並非什麼詛咒遊戲，而是這種「排除異己」的惡意，人們先製造出怪物，再把怪物的名字流傳下去。所謂的怪談，是社群處理恐懼的結果，也成了掩蓋自身暴力的方式。
耆老口中的傳說本身，也不見得能被視為完整的真相。採訪者在聽完故事後追問：「您剛才說的全部都屬實嗎？」耆老未必說謊，他只是轉述自己所繼承的地方記憶。採訪者實際查看祠堂與旁邊的神社，卻發現建築不像是村民為了平息災禍而倉促搭建，反倒像是由專門木匠建成時，這個「勝死後作祟，村民急忙建祠安撫」的故事版本便開始動搖。
傳說之所以流傳成現在的樣子，是因為它替村落提供了可以接受的說法，人們害怕他作祟所以立祠，折射出來的是人們不願承認自己曾經對他施加暴力，所以把災禍歸因於他的怨念，原初施行暴力的人，再也不必被究責。悲劇的責任被轉移到勝死後的怨念之上，甚至被賦予近似神明或怨靈的力量。麻悉羅大人，或許正是在這種恐懼、罪惡與否認之中誕生。
紅衣女子與被壓抑之物的回返
然而，勝的悲劇並不是這個怪談中唯一的不幸。隨著時代推進，麻悉羅大人的詛咒不斷尋找新的寄主，而紅衣女子與Akira小弟弟的故事，則讓這份暴力從村落內部的排除，轉向更深的喪失與執念。紅衣女子是被失去孩子的痛苦所吞沒的人，她是喪子之痛、母性執念，以及信仰失效後的絕望所凝聚出的形象。
紅衣女子的形象，總是向上伸出雙手，同時不斷跳躍，彷彿想觸碰某個高處的東西。這個姿態既恐怖又悲傷，那是一位母親無法將上吊的孩子放下，只能在樹下徒勞伸手、頓足的身體記憶。她的信仰沒有拯救她的孩子，也未能安慰她的痛苦，那無法抵達的手、無法被弔唁的死亡，便在怪談中一再重複，成為受詛咒者所看見的影像。
也因此，敘事者身分的揭露便是關鍵。在相當長的閱讀過程裡，我們很容易把這位追查怪談、整理資料、步步逼近真相的「背筋」預設為男性；然而當敘事者的女性身分浮現，這場調查也不再只是解謎的歷程，而多了一層與紅衣女子相互共鳴的可能。她同樣經歷了喪子之痛，也可能正因如此，才會被「讓孩子回來」這個願望所吸引。換言之，敘事者並非站在怪談之外記錄一切的人；她或許從一開始就帶著某種隱微的心願，逐漸走向那個能夠「回應」她痛苦的詛咒。
恐怖片總會殘酷地追問：回來的真的是所愛之人嗎？還是某種只是借用了所愛之人外貌的東西？在《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中，Akira的存在也延續了這種不安。現實中的他，或許正是因為被霸凌才被選為獻祭之物；他是被詛咒吞下的生命，也是詛咒重新吐回人間的形體。因此，他總是張大了口，那張嘴，既是孩子無聲的求救，也像怪物索命的入口，不斷要求「償還」。
於是，從勝到紅衣女子，再到Akira，怪談不只是傳播恐懼，也傳播那些沒有被理解、沒有被救贖的不幸。而敘事者最後的參與，更使這份不幸完成了新的循環，她對紅衣女子早已「失卻了心靈」的觀點，何嘗不是自剖：「為了養育只是一味地吞噬性命的那某種存在，自己也參與詛咒，更透過符咒將詛咒散播給毫不相關的人們。」所謂的詛咒，不正是這些被壓抑的痛苦，在不同世代裡一次又一次地回來嗎？
當閱讀也成為祭祀的一部分
小說中，那座位於山上高處的神社，也是那張貼紙上被符號化的圖樣，像是把「近畿某處」所有分散的怪異重新收束到一個中心。無論死亡發生在山的東側或西側，無論形式是跳樓、落水，還是其他看似彼此無關的事件，它們像是一場場被獻上的祭品。也就是說，近畿某處的恐怖在於這些死亡被某種力量轉化為祭祀的一部分。
《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那些看似零碎的雜誌記事、訪談逐字稿、網路留言與讀者投書，它們本身就是怪談擴散的路徑，也是儀式得以延續的媒介。人們的行動看似獨立，最後都被收攝到同一個系統裡。《咒》讓觀眾在觀看中分擔詛咒，讓那個符號在大銀幕上停留，在我們移開視線之後，還被視覺暫留現象影響；《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也藉由文字、貼紙圖像、反覆出現的句型與無意義的咒語，讓怪談停留在讀者的想像裡。
但文字是更可怕的。電影中的圖像殘留在視網膜上，小說中的圖像卻由讀者自己生成，紅衣女子向上伸出的手、Akira張大的嘴、被圖釘圈起來的山林、那張令人不安的貼紙，都在閱讀過程中被我們一次次召喚出來。於是，閱讀不只是接收故事，我們替怪談打造形體，一邊破解謎團，一邊也讓那些名字、圖像、咒語與事件滲入了我們的心靈。
然而，若怪談只停在獵奇與恐懼，它終究只是另一種消費。《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真正觸動我的，在於它讓我看見怪談背後那些被掩蓋的東西：社群為了維持秩序而製造出的替罪羊，喪子之痛所扭曲的心願，被霸凌欺負的孩子，以及那些被修飾或安置，卻始終沒有真正被理解的不幸。追逐怪談到最後，揭露的鬼往往沒那麼可怕，可怕的是，人如何把自己的慾望、恐懼與罪惡交給鬼來承擔。
也因此，這本小說最後留給讀者的問題，或許不是「近畿某處究竟在哪裡」，而是當我們知道怪談如何形成之後，還能不能停止把不幸交給下一個人承受。閱讀若是最終極的參與，那麼也會是真正的抵抗，別假裝自己沒看見，並進一步在看見之後，試著辨認那些被怪談吞沒的人、傷口與真相。
作者／傅淑萍
現為「我們的教學事業有限公司」講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部落格「樂遊原」與IG「樂遊原（@leyou_yuan）」共同經營者。曾任聯合報文學寫作營講師。曾擔任聯合盃作文大賽閱卷與命題老師。
本文章來自《桃園電子報》。原文：副刊／編織的過程也成為了毛線：《發生在近畿某處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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