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建璋
當量刑開始「打折」，我們還能相信黑盒子正義嗎？
引言：那一刻，法庭很安靜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7年。」
法槌落下的瞬間，空氣彷彿凝住了。
旁聽席有人低聲交談，有人皺眉，有人迅速低頭滑手機，把訊息傳出去。
一名坐在最後排的中年男子輕聲嘀咕：「不是21年嗎？」旁邊的人回他一句：「對啊…怎麼變17？」這個問題，沒有人當場回答。
但它很快就離開法庭，擴散到社群媒體、新聞標題、政論節目，最後變成整個社會都在問的一句話：那消失的4年，到底去哪了？
一、一道算不出來的數學題
如果只看數字，這是一道再簡單不過的加法題。
「13年（收賄）」+「2年（侵占）」+「3年6月（共同侵占）」+「2年6月（背信）」= 21年。但最後的答案，卻不是21，而是17。
這不是計算錯誤，而是一種制度設計：「定執行刑」。
法律允許法官在多罪併罰時，不必單純相加，而是做「整體評價」，避免刑期過重。
這個制度本來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一個人因多項犯罪而被無限累加刑責，甚至變成不人道的結果。
聽起來合理。問題是：合理，不代表可以不說明。
當一個影響重大、差距高達4年的裁量，只用「綜合一切情狀」帶過時，這不再只是法律技術問題，而是信任問題。
二、黑盒子打開之前，裡面發生了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會減啦。」一位熟悉司法實務的律師私下說。
「但減多少？怎麼減？每個案子都不一樣。」、「那有沒有一個標準？」記者追問。
他沉默了一下，笑了笑：「有時候，看起來像有，有時候…比較像感覺。」
這句話聽起來輕描淡寫，但卻精準點出問題核心：量刑，正在從規則滑向感覺。
在個別罪名判決時，法官其實已經做過完整評價：「他是不是貪圖不法利益？」、「手段是否惡劣？」、「造成的損害有多大？」、「有沒有悔意？」
這些都已經反映在13年的收賄重刑裡。
但到了最後一步：定執行刑：這些因素卻像被重新丟進一個黑盒子，再次攪拌、稀釋、調整，最後吐出一個新的數字。
沒有人知道裡面的比例是多少。也沒有人知道，那4年是怎麼被拿掉的。
三、當法律開始「打折」
「這樣是不是變成…買大送小？」一位網友在論壇上留言。
這句話很快被推爆。因為它說出了多數人的直覺感受。
如果一個人犯一個罪，要付出對應代價；那麼犯四個罪，理論上應該付出更多。
但現在的結果卻像是：犯最重的那一個，已經付了大部分成本；其他的，好像「買大送小順便算」。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叫做「邊際成本趨近於零」。
換句話說：當你已經犯下大罪，繼續犯小罪，幾乎沒有額外代價。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
因為法律的嚇阻力，正是建立在「多做一件壞事，就多付一份代價」。
一旦這個邏輯被打破，整個制度的威嚇效果就會開始鬆動。
四、比數字更讓人不安的，是那種說不清的感覺
「我不是覺得17年太輕或太重。」一名上班族在新聞留言區寫道。
「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是17。」這句話，很關鍵。
因為多數人真正的不滿，不是來自結果，而是來自過程的不透明。
當法律無法說明自己的理由，人們就會開始自己填補答案：「是不是因為年紀大？」、「是不是因為身份特殊？」、「是不是因為某些看不見的考量？」
這些猜測，未必正確。但它們會出現，正是因為：制度留下了空白。
五、66歲的影子：一個沒被說出口的變數
「他現在66歲，如果關17年…」政論節目上，來賓話講到一半，停住了。觀眾其實都懂。17年之後，可能已經80多歲。
這讓人不禁懷疑，那「消失的4年」，是否來自某種人道考量？
這種考量，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它沒有被說出來。
在一個強調法治的社會裡，任何影響判決的因素，都應該被公開、被解釋、被檢驗。
否則，它就會變成一個「隱形變項」。而隱形變項，正是破壞法律一致性的最大來源。
六、如果量刑是一門科學？
「其實可以用公式算。」另一位學者提出不同觀點。
他們主張，可以把刑法中的量刑標準轉換成具體分數，例如：
1、犯罪之動機、目的（-2～2）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2～2）
3、犯罪之手段（-3～3）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1～1）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1～1）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1～1）
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2～2）
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3～3）
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4～4）
10、犯罪後之態度（-3～3）
把所有分數加總，建立「標準化分母」，從統計原則與比例原則出發，分母的設計應採用各項「理論極大值絕對值之和」，得出固定值22。
再除以固定值，就可以得到一個調整比例，套用到基準刑上。
聽起來很像數學。但真正的重點，不是算得多精準，而是：讓每一個加減，都有理由。
當法官必須寫下「為什麼這一項給+2、那一項給-1」，整個量刑過程就會被攤在陽光下。
不再是黑盒子，而是一張可以被檢視的計算表。
七、但正義真的可以被計算嗎？
當然，也有人反對。「人不是數字，怎麼可能用公式算？」
這個質疑並不無道理。刑事審判，本質上仍然是價值判斷。
每個人的動機、背景、選擇，都不一樣。
但問題是：現在的制度，連「怎麼判斷」都沒有說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擔心過度精準，不如先解決完全不透明。
公式，不是為了取代法官。而是為了讓法官的判斷，可以被理解。
八、真正的問題，不是17年
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21年變17年，合理嗎？
也許合理。也許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判斷。
因為缺乏資訊，缺乏說明，缺乏一套讓人理解的邏輯。
當判決變成一個「只能接受、不能討論」的結果時，司法就不再是公共制度，而變成一種權威宣告。
而權威，一旦失去說服力，就只剩下命令。
九、假釋機制的地位
人道寬減應留待監獄執行期間，視受刑人表現由「假釋機制」評核，而非在定執行刑階段預設減刑。
將年齡作為隱性減刑因素，不僅違反判決理由具備之義務，更是對社會公義的逃避。
十、正義的崩塌，從一點點不透明開始
沒有人會因為一個案件，就完全失去對司法的信任。
但問題是，這種「說不清楚」的判決，不只一件。
每一次的模糊、每一次的省略、每一次的「整體評價」，都在慢慢侵蝕制度的可信度。
直到某一天，人們開始習慣這種不透明。甚至不再期待被解釋。那才是最危險的時刻。
結語：那消失的，不只是四年
回到那間法庭。人群已經散去，椅子空著，燈光關了一半。
但那個問題，還留在原地。「為什麼是17年？」這不只是對一個案件的疑問。而是對整個制度的追問。
當正義無法說明自己時，它就開始失去力量。消失的，也不只是4年刑期。
而是人們對公平的信任，對制度的理解，對法律的期待。
如果這個問題不被回答，那麼下一次消失的，可能就不只是數字，而是：正義本身。
作者：陳建璋／曾為公職補教名師、桃園之光(榮獲社會教育貢獻獎) 、生命鬥士、任職於法務部
本文章來自《桃園電子報》。原文：投書／21年變17年：消失的四年 揭開台灣司法最敏感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