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建璋
引言：光天化日下的致命恐懼
2025年的夏天，新北土城的一條街道在午後陽光下突兀地變成了死亡現場。
引擎的巨響剛過，人們還以為是一起交通事故，沒想到下一秒，一把長刀已經劃破了午間的喧囂。妻子與她的妹妹慘遭其夫砍殺，倒在血泊中。
更令人心寒的是，兇嫌在行兇後還在社群媒體上發出挑釁文字，自稱「媽祖保佑只到今天了」，甚至把妻子的死亡當成笑柄對外宣告。
這不是電影場景，而是真實發生在我們生活街道上的殘酷現實。
同樣是光天化日、同樣是親密關係的糾葛，2026年春天在台中街頭，另一名前男友埋伏在路口，只等前女友現身，然後以雙刀將她致命刺傷。
這些狀況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警告：保護令和現有的制度防線，正在失效；街頭，不再安全。
一、當家庭矛盾變成致命預謀
「我還在想著晚上要不要回家吃飯，沒想到中午就看到最不想看到的畫面。」目擊者阿強（化名）回憶起土城案發當日的現場時，臉上的表情還透露著震驚。
他說當時先是聽到機車被激烈撞擊的聲音，接著看到兩名女子倒地、血流如注，兇嫌則手持長刀在路旁一遍又一遍地揮砍。
這樣的情景，與一般「情緒失控」的想像大相逕庭。
在土城與台中兩起案件中，施暴者的行為都具有明顯的預謀性與計劃性：不是瞬間怒火沖天的失控，而是先有準備、先有計畫，再有執行。
台中前男友事先埋伏、準備利器；土城兇嫌則先用車輛撞擊受害者，迫使對方無法反抗後再以刀具痛下致命一擊。
這些行為模式顯示出強烈的控制與報復意圖，遠超出「一時衝動」。
更讓人不安的是在土城案中，謝姓兇嫌行兇前，有多起家庭暴力前科，且已被核發保護令，卻仍能自由行動。
法院審理後未聲請羈押，讓被害人與社會錯失了預防風險的機會。
法務部解釋「不符預防性羈押要件」，引爆了社會對保護令與司法預見性的質疑。
二、保護令的光環與陰影
在台灣的法律體系中，家暴保護令是防止暴力升級的重要工具。
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法官可以命令施暴者不得接觸受害者，不得騷擾、跟蹤等，並可附帶遷出住處或遠離特定地點等具體限制。
保護令的設計原意是透過法律的強制約束，為受害者提供一層實質保護。
然而，制度的本意與現實執行之間往往存在落差。
研究指出，保護令對於「理性受威懾者」具有一定效力，但對於那些已經極度執著、心理失衡且具高度殺意的施暴者而言，這種法律文書不僅無法嚇阻，甚至可能被視為挑釁或刺激。
正如某家暴受害者在討論土城案時所說：「保護令只對理性者有效，對瘋狂者而言，它根本沒有防護力。」
不只如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資料顯示，違反保護令後真正遭到羈押的比率並不高，且多數案件最終仍以緩起訴、裁定保護令繼續執行等方式處理。
這種制度上的「模糊中間地帶」讓一些潛在高危險施暴者得以繼續活動，給受害者及其家人留下極大的風險。
三、制度漏洞背後的心理深淵
當我們談論這些險惡案件時，不應忽略施暴者內心的黑暗與社會心理結構的失衡。
一名心理學專家曾指出：「高強度的報復性暴力行為往往代表施暴者已不再接受社會規範與法律威懾，他們的行為邏輯已進入一種病態化模式。」
這種模式常見於強烈控制欲、極端依附與人格失調者身上。
土城案中，謝男在行兇後不僅沒有逃避、沒有悔意，反而多次在社交媒體發布影片和訊息，甚至在接獲醫院通知妻子命危時回嗆：「我不會去，因為是我做的。」
這種缺乏基本同理心與悔恨的行為，顯示兇嫌已越過了常規心理與道德界線。
這類心理特徵並非孤立個案，而是在不少重度暴力事件中重複出現。
如臺北信義區地下停車場另一情殺案中，劉姓兇嫌在前一天取得保護令後第二天便將前女友刺死，其心理衝突與報復行為的劇烈程度亦令人警覺。
受害者妹妹甚至向媒體痛批：「台灣殺人沒死刑，這種事情只是萌芽且會茁壯。」
四、保護令之外：多層防護網的必要性
從制度設計角度看，保護令應當是整體保護策略的一部分，而非唯一武器。
許多專家呼籲建立更全面的高危險個案防治架構：
1、科學化風險評估工具：
針對家庭暴力與情感暴力施暴者的行為模式，透過專業風險評估（例如預先亮刀、長期糾纏、行蹤埋伏等指標），可以有效識別高風險個案並及早介入。
2、跨部門協作與即時幹預機制：
員警、社工、司法與心理治療團隊需要建立實時共用平臺，根據個案特徵制定針對性干預策略，而非僅依靠法律文書或片面的通報。
3、受害者的全方位支援：
保護令核發之外，需要提供避難安置、法律陪同、心理諮商、經濟支持等綜合性服務，讓受害者不必單靠法律文字「等死」。
公眾教育也不可忽視，當身邊的人識別出危險徵兆並及時報警或介入，就可能阻止悲劇。
五、社會安全與集體責任
家暴與情殺案件的頻繁曝光，也反映了社會安全網的斷裂。
警方統計顯示，國內家暴通報案件持續上升，嚴重個案比率創五年新高。
許多受害者因恐懼、羞辱或信任破裂而選擇沉默，直到悲劇不可避免才被迫曝光。
這種隱性暴力的累積，正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失靈的結果。
我們必須意識到，法律的存在只是保障公民的基礎框架，而真正的安全感來自於每一個人的共同參與「警覺的意識」、「警惕的覺知」或「高度警覺」vigilant awareness。
它結合了保持警戒（vigilant）與清醒認知（awareness），是一種不疏忽大意、能隨時察覺危險或變化、專注於當下的清醒狀態。。
街道的安全不應只是員警巡邏的責任，而是社區每一個人對風險信號敏感度的集合。
結語：血色警鐘：法律、文化與我們的未來
土城與台中兩起街頭情殺案，不僅是家庭暴力的極端殘酷演變，更是對整個社會防護機制的一次赤裸裸挑戰。
保護令的形式美好，但在面對極端暴力者時往往顯得無力；法律的威懾力有限，但如果沒有其他支持系統的協同，悲劇可能只是一再重複。
每一次慘劇，都應是反思制度漏洞與心理預警機制的契機。
如果我們不從根本開始，建立多層級預防、干預、支援、教育與文化改變的全面策略，那麼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站在你我身後的那條街上。
台灣的街道，需要一份真正的安全網，而不僅僅是一紙保護令。
作者：陳建璋／曾為公職補教名師、桃園之光(榮獲社會教育貢獻獎) 、生命鬥士、任職於法務部
本文章來自《桃園電子報》。原文：投書／街頭的死亡陰影：當保護令成為虛設，生命如何被剝奪？
